丹尼尔·伯努利:上接第2版

日期:2018-12-19编辑作者:ag88.com

  在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钟开莱在1975年、1979年回国时数次探访沈先生,沈先生与张兆和1981年访美的旧金山之行中“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甚至,钟开莱还改正过《从文自传》中“犯人筊掷决定生死”的存活概率的概率错误;沈先生在1975年冬的回信中,也专门向他透露“改行”的一些真实想法。大数学家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钟开莱与对沈先生“以小学生姿态发问”的陈省身,他们心仪、亲近沈先生的具体动因还不完全一样,前者更多出于西南联

  1969年12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沈龙朱 摄

  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沈先生1949年后的三百信,对您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1949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因不堪政治压力而自杀又自杀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实也曾尝试着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只不过《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说创作计划失败了?

  张新颖:不是尝试跟上政治形势,而是尝试在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他选择写“老同志”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着眼点还是他以前文学的着眼点,但要跟新的形势结合,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如果说,沈先生“改行”去研究文物有那么多时局压力之外的必然性,那又怎么解释他1970年曾试图通过写旧体诗完成“第三次新的试验”呢?从根本上说,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主要还是因为外在压力,即“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只是这种“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言说迄今仍不合时宜?

  张新颖: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为什么不是去干别的行当,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讲清楚这个选择的来由。后来他又写旧体诗,那是连他“改行”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是绝境了,在绝境中还想干点事,别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写旧体诗。这一改再改,其实是见出这个生命的强韧、这个生命的挣扎的。

  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更多更充分的讨论。我是门外汉,只能做门外谈,我写过一篇《“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张兆和曾说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文革”前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她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似乎没有沈从文先生那么紧张?这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反过来为沈先生提供某种保护吗?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确实没有张兆和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于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大哥沈云麓“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沈云麓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军人世家,其并不太浅的艺术素养与见解似乎主要得益于民国初年在故乡学校所接受的美术(包括木炭画像)训练。他与二弟的审美素养来源还不完全一样。沈从文晚年直到1982年5月才回过一次故乡,因此,“大约在1927年(从东北)辗转回湘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的沈云麓,其实构成沈从文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精神纽带?

  张新颖:沈云麓这个人很奇特,黄永玉的散文里描述过。沈从文的父亲1930年就病逝了,沈云麓这个大哥就不仅仅是大哥,还是老家的象征,沈从文对老家、对故乡的感情就还有个去处。这个大哥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话,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孤独中会少掉重要的说话对象。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沈云麓保存了沈从文的大量资料,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书信,就是1927年写给大哥的。如果没有沈云麓保存下来的东西,沈从文研究的完整性是会受损的。

  在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钟开莱在1975年、1979年回国时数次探访沈先生,沈先生与张兆和1981年访美的旧金山之行中“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甚至,钟开莱还改正过《从文自传》中“犯人筊掷决定生死”的存活概率的概率错误;沈先生在1975年冬的回信中,也专门向他透露“改行”的一些真实想法。大数学家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钟开莱与对沈先生“以小学生姿态发问”的陈省身,他们心仪、亲近沈先生的具体动因还不完全一样,前者更多出于西南联大时的师生情谊?我在网上查到留学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复旦附中才女沈诞琦的旧文《钟开莱教授逸传》,她提到钟先生是“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一个离经叛道者”,这是不是也可以用来部分解释大数学家与大文学家的深交?

  张新颖:沈从文对“抽象”之美有强烈的向往和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向虚空凝眸”。这个“抽象”、“虚空”,是排除了乱七八糟的现实的干扰的。表达这样的东西,他多次说过,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懂音乐,可他是真正的爱乐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大概不懂数学,但这不妨碍他对数学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说的这几个大数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钟开莱介绍给沈从文的,他在这几个人里面年纪最轻,和沈从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浅。他200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做了一个《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的演讲,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述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变”,也“究天人之际”。你看看他谈自然与数学、文学的关系,就大略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拜见沈从文了。

  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学者杨早在《读丰三题》中有一个说法,即“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这篇《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璧,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现,才有了第三篇”。汪曾祺“文革”前担任过北京文联的干部,1984年的散文《老舍先生》拿过该年度的“北京文学奖”,1987年还入了党;林斤澜“文革”前也担任过北京作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们两位同沈从文先生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所保持的距离还不太一样?汪曾祺又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杨早说的三篇文章确实好,我也都非常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人还是不一样,简单说,沈从文野,汪曾祺文,林斤澜涩。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最近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凿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是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沈“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1957年都被打成“”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在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沈先生的昔日同事杨文和说“沈先生不发言,别人找不着他什么问题”,李之檀说“他没有讲过不满的话,领导抓不出什么问题”,史树青也说“向党交心、反右,都躲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发言”。那么,“不发言”、“没有讲过不满的话”,是不是就是政治运动中的道家式应对?在极端的集体性的政治癫狂中,这种道家式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是不是终归有限?没有人能完全自外于那样的政治癫狂?比如,当“反右”的剧烈程度上升到“文革”那种烈度时。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极端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1950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张充和为沈先生墓碑背面所撰碑文中有一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您也写到,1975年,沈先生在王亚蓉协助下推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工作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1976年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您也写过儿童视角的《小土孩大话记》,应该更能体会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还童”?

  张新颖: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 / 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这个很有意思,从人类的发展来反思,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向某个个人的“赤子之心”。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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