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被这样关注是我的悲哀

日期:2019-01-19编辑作者:ag88.com

  6月23日晚,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到她家里,蒋多多的母亲接了电话,问是不是让去看成绩,班主任说不是,母亲问出了什么事情,老师说让蒋多多第二天到学校去一趟。蒋多多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恳求老师给她指条路,但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06年高考中,南阳市八中高三学生蒋多多在所有科目考卷的答题区都写满了对教育制度的“抗议”,她还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用双色笔来写。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各科成绩为零,自己写在试卷上的观点引起社会重视,并最终因其中一科得零分而被媒体称为“零分女生”。这位曾经的好学生,是怎样“叛逆”学习轨道,走上违规过程的?

  雨后的田野湿漉漉的,踩上去,露出一行深深的脚印。蒋多多和母亲蹲在芝麻地里,吃力地薅草,被疯长的麦苗和野草淹没的芝麻苗,在她薅过的地方逐渐露出身影。上午9时的阳光炙热。阳光下,她满头大汗,两手泥浆。

  蒋多多家有15亩地,父亲是位保险业务员,每天早出晚归跑业务,无暇顾及田地。地里的收入只能供应一个孩子上学,他要努力挣钱,来供应另外两个孩子的学费。家里能下地的,只有她和母亲。“这几天,我们刚一下地,就有记者找到田头,地里早该干的活儿一点都没干。”多多的母亲说。

  在乡亲眼里,19岁的蒋多多已经成为村里的名人。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因为多多的“叛逆”,每天都会有三四拨的记者前来光顾。但对于蒋多多来说,她并不在乎名人的虚名,她在乎的是她的思想能否得到表达。最初说出自己思想的时候,她的感觉是“特别痛快,因为以前自己的意见和思想没人听,现在全部说出来了”,但随后在各种镜头面前,她已经开始有点不适应。“每个人来都要问我相同的话题,每天我都要重复好几遍,过去每天只说20句话,现在把几年的话都说完了。我现在特别烦。”蒋多多多少有点无奈地说。

  除了媒体的关注以外,还有来自当地社会各界的关注。多多的学校和南阳市相关部门给她送来了不少的图书和作业本,她收下了。而卧龙区教体局、妇联、王村乡政府给她送来的两件衣服和500元钱,她哭着说什么都不愿意收,被硬留下以后,她逼着母亲让已经走出很远的乡政府的人冒雨回来,把钱拿走。“如果是精神上的鼓励,我非常乐意接受,并且心存感激;但物质上的帮助,特别是直接送钱,让人以为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贪图名利,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不会接受。”蒋多多说。

  对于自己的考试违规事件和媒体的关注,蒋多多认为对她来说是一个悲哀。“我的初衷是想通过考试违规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对高考的重视,让他们主动下来调查情况,但我最初的愿望没有实现,现在以媒体的方式引起被动关注,我感到挺悲哀的!”蒋多多说。

  蒋多多的违规,显然是有预谋的。她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向老师提过对高考的建议,但得到的却是批评。她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从考试前一个月内看报纸的积累意见,到考试时用双色笔答题、反顺序四科倒写近8000字的抨击高考的文字,都按部就班地进行,那时候她似乎十分轻松。但考完以后,压力就来了。

  父母希望蒋多多能像姐姐一样,通过努力考一所好大学来回报他们的辛苦。在这个只有两名大学生的村子里,父母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这一点蒋多多非常清楚。在考试前,父亲提出去陪她考试,但遭到了她的拒绝;虽然遭到拒绝,但父亲第二天还是偷偷地去了,远远地躲在考场外看望她,希望她不会出现意外。

  等所有考试结束以后,听着别人的孩子都说今年题不是太难的议论,父亲很想知道她考试的情况,才跟她见面问她考得怎么样。但不管父亲怎么问,她就是不回答,她只说“考上是不可能了,我自己自有打算”。

  父亲失望而归。父亲远去的背影让她压力很大,她并不担心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她担心的是回家以后如何面对父母。所以她不敢回家,想出去找份工作,来度过难熬的漫长的假期。

  在学校的时候,蒋多多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开始偷偷地攒钱。父母每月只给她100元的生活费,勉强够一个月的生活。但为了省钱,她每顿只吃一个包子,这样下来了,她积攒了200多元钱,当作出门打工的路费。

  填报志愿结束的当天,她就坐车到了郑州。到郑州时已经是次日0时许,她给在郑州上学的姐姐打电话,姐姐的手机关机,联系不上。她就在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直到联系上姐姐。在姐姐那里,她向姐姐说了她的作为,并说她想出去打工。姐姐批评她的做法太幼稚,并劝说她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不让她出去。但她并没有听取姐姐的劝说,第二天就去了山东菏泽。到菏泽时,已是次日1时许,她躲在火车站里坐到天明。在车站里,有不少人问她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想找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助她。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

  等到天明,她到菏泽市区到处寻找小广告,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招聘信息,但这座上学时期她喜欢的城市,并没给她带来好运。没有结果,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她只好失望而归。

  “那一段特别无助,压力特别大,老觉得对不起父母。好几次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回忆当时的情形,蒋多多说。

  回到南阳以后,蒋多多不敢回家,十几天中,白天整天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悠,晚上就到亲戚家借宿一晚。甚至有两个晚上,她跑到南阳师院校园,准备在长明灯教室里度过一晚,但长明灯教室没有开放,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楼下,坐了两整夜。

  等待是漫长的,也是备受煎熬的,她担心改卷老师不按违纪来处理,那样等于白费了自己的冒险。她希望能够早出处理结果。

  6月23日晚,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到她家里,蒋多多的母亲接了电话,问是不是让去看成绩,班主任说不是,母亲问出了什么事情,老师说让蒋多多第二天到学校去一趟。在叔叔家的蒋多多接到母亲的电话,她意识到应该是考试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第二天8时许见到老师的时候,老师让她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她问老师,为何只有一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老师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上级只给发了一门。蒋多多把自己在考场上故意违规的情况向老师做了说明,并说她本来是想全部得零分的,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老师批评她说,你写这些干啥,教育制度不是你所能改变的。

  蒋多多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恳求老师给她指条路,但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回去的路上,弟弟对她的成绩也十分失望。在弟弟眼里,蒋多多是十分优秀的。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蒋多多每年都能得到好多奖状,这也是弟弟十分佩服她的地方。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多多家中,每当有记者来采访时,多多母亲就会拿出一叠烫金荣誉证书中夹杂的5张“三好学生”的奖状,这5张奖状分别是多多从1999年到2002年所得。

  “我们本来希望她考一个好学校。”蒋树梅一边整理被大家弄乱的奖状,一边对记者说,他们全家希望多多再复习一年,但之前多多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不打算复习了。“我和她爸又跟她讲了几次,她最后没有反对!”

  在蒋多多上学的历程中,父母一直叮嘱她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好学校,如果考不上好学校,她很可能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只能跟土地打交道。从小学到初中,蒋多多也一直很听父母的话,期期得奖,即使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她的成绩在班级也能占到20多名。这让父母满怀希望。

  但变化发生在高中二年级下半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偷偷地写了篇小说,让姐姐看看,姐姐说写得不错,不如让报社看看能不能发表。她们把小说寄了出去,一家报社竟然做了报道并发了一小段。这对她影响很大,她的兴趣也完全转移到写作上了,并计划出书。

  “自习课、课间、饭后,特别是中午,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却趴在桌子上写小说。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写作的话,下午上课特别有精神,如果不写,整个下午都昏昏欲睡。”蒋多多说,她写的速度非常快,一天可以写一万字,写的时候都是一遍写成,很少修改。

  她写的小说有校园生活,有武侠小说,还有一部电视剧,但都没有完成。她从来不喜欢看别人写的小说,嫌它们都太长,也害怕看了别人的小说像穿上了小鞋一样,使思维受到约束。

  在蒋多多的心中,“写作是件可好玩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开学伊始》《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睡美人复仇记》《网中人》等,一部接一部地开始写起来,到高中三年级时,她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有时写到激情处,心里和脑海里想的全是写作,全然忘记了学习。

  在蒋多多家里,她搬出厚厚一摞英语作业本,打开这些作业本,便出现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全是她的作品。记者数了数,有40本之多。据她讲,大概有一百多万字。这些作品,她让同学看后有的夸她有才华,但却被老师批为“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

  写作很明显影响了她的成绩,这让她的母亲十分担忧,母亲要求她高三时不要再写了,她才有所收敛。但她并没有放弃,临近毕业时,她还有出书的计划,但因为高考违规事件的发生,她决定推迟出书计划。

  她的决定似乎并不坚定,现在,她让姐姐把她的小说悄悄打印出来,还把其中的一部分传给了北京一家出版社,还希望别人帮助把自己的小说发到网上。对写作的兴趣,她似乎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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